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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与经济殖民的压力下，传统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受到了强大冲击为了救亡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与经济殖民的压力下，传统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受到了强大冲击为了救亡图存，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以“习俗救国＂为口号，希望透过改变传统习俗来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
传统中式婚礼，也被列入需要改善的习俗之一，产生所谓的“文明结婚＂、“文明婚礼＂，希望以此让中国婚姻达到男女平等、性别解放。
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徐珂（1869－1928年）在其著作《清稗类钞》里，提出三项对于所谓西方文明结婚的优点：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取男女之同意，以监督自由其办理次序，先由男子陈志愿于父母，得父母允准，即延介绍人请愿于女子之父母，得其父母允准，再由介绍人约期订邀男女会晤，男女同意，婚约始定。
二、定婚后，男女立约，先以求学自立为誓言三、婚礼务求节俭，以挽回奢侈习俗，而免经济生活之障碍结婚之日，当由男女父母各给以金戒指一事，礼服一袭徐珂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加入些许西方观念和“女学救国＂的角度，要男女双方自立自强，更要省钱、省事避免花费过多。
上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1873－1933年），于1917年提出对文明结婚的看法：近时婚礼，颇有效仿西洋礼式者，所谓文明结婚是也其号为文明者，盖有以吾国婚礼为不文明之意虽然，吾国婚礼，有古礼，有今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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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不文明者，特俗礼耳俗礼之不文明，就吾侪之所见者言之杜亚泉特地强调并非整个中国传统婚礼皆为不文明，而是传统婚礼中的俗礼，如新娘身上装饰太多导致行动不自由、闹洞房恶习与迷信等，都是不文明的表现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申报》曾于1897年《同观花烛》中提到当时新人结婚都流行穿白纱：“新人依西国装式，以白纱蒙面上缀，各式西装，光怪陆离，璀璨夺目，手执花球，蒙面白纱，随后帖地，余可三尺。
＂西方婚礼中的白纱，与中国传统“婚礼穿红挂，丧事披白袍＂的习俗相反，尽管如此白纱还是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视为自由与女性解放的具体象征，也成为“文明婚礼＂中的代表服饰
除了身穿白纱，上海《申报》于1906年开始提倡应屏除旧式婚服与婚俗：正月初十日，松属青浦（旧时江苏省松江府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有沈朱两姓行文明结婚，所有冠袍面红，以及拜天地、合卺、坐床等种种俗例一概屏弃。
当场请见证人某君宣证书，男女又各设誓：男守不娶妾，不吸鸦片烟之约；女守不缠足，不迷信鬼神之约亲友观礼者皆以办法甚当，可见内地风气已有转机矣当时《申报》清楚指出，所谓的“文明婚礼”已将传统礼俗抛弃，并展现了一夫一妻、不吸鸦片、不缠足、不迷信等现代观念。
而ㄧ般社会大众对于文明结婚的第一印象，则是省时、省钱的简便性
中国自古有“衣冠之国＂的称呼，相当重视服饰与礼制的搭配推动文明结婚与习俗救国的知识份子们，也深知服装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他们审视着中国传统婚服，观察到配饰繁多又有一定重量的凤冠带给女性行动上的不便，而红色的盖头则有要求女性安坐家中，持家育子的隐喻，由于有盖头新娘必须在他人搀扶下才能行走，也暗示着女性在婚姻与家庭关系中的被动地位。
基于种种观察发现到传统婚服的不自由，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便将妇女的传统婚服凤冠霞帔，从“文明结婚”中舍去，改选择西方婚纱做为解放女性的代表，从此西方的白色婚纱开始在中国女性心中种下了特别不一样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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